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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國版“挾尸要價”,訟師鼻祖這樣化解

              2021-04-08 09:02:0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夏芒

                私塾作為舊時民間的私立學校,在中國有著很古老的歷史。《禮記·學記》追述周代學制:“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東漢經學家鄭玄考證,其中的塾,大多是些“仕焉而已”、離職還鄉的官員“歸教于閭里”而創辦。春秋末年,儒家“先圣”孔子設壇傳道,那所培養出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的私學,即堪稱史上著名的私塾。

                自西漢獨尊儒術,兩千多年里,私塾講授的主要為儒家經籍,無論為蒙童開辦的學前班,還是為舉子開辦的輔導班,各種私塾數量、作用遠超各級官學。然而這期間,也并非所有私塾都只教儒學,翻查史料,偶爾也能發現其中另類者。比如,南宋周密《癸辛雜識續集》記載:“江西人好訟,是以有簪筆之譏,往往有開訟學以教人者。”

                周密說的訟學,是一種專門教習訴之法的私學。這種私人講肆,據說課堂氣氛還很活躍,主講者以“甲乙對答”的方式,傳授公堂訟辯中的各類“嘩訐之語”,學徒甚眾,“從之者常數百人”。周密還說,“又聞括(括州,也即處州,今屬浙江麗水)之松陽有所謂業嘴社者”,這種“業嘴社”顧名思義“亦專以辯捷給利口為能”,主要也是訓練人們在訟辯中如何伶牙俐齒,以所謂擲地有聲的“琤琤”之言壓倒對手。

                訟學作為一種法律類私塾,之所以較早出現在南方,確與那里民間的“好訟”之風不無關系。江南一帶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經營往來頻繁,人際法律關系復雜。這樣的地域特色和社會基礎,促使百姓訴訟意識萌醒,民間訟學應運而生。而此種狀況見于江南,其實也不應歸為南宋時劃江而治的結果,因為早在北宋前期,沈括的書中對此就已有記載。

                沈括不僅僅是位科學家,他早年先后以父蔭及科舉兩次入仕,都曾擔任過州縣的主簿或刑獄主官;及其晚年歸隱夢溪,地點也都在江南,所以對上述情況自然不乏知曉和關注。在其跨學科著述《夢溪筆談》中,即有“世傳江西人好訟”的明確記述。

                沈括筆下并無“訟學”一詞,但卻提到在當時的江西一帶,訴訟內容的教學已滲透到一些村校。那里流傳一本名叫《鄧思賢》的書籍,里面所講“皆訟牒法也”。鄧思賢其人頗諳刀筆詞訟之法,留下很多這方面的經驗和技巧,后來“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有人總結了他發明或使用過的套路,編印成書,用他的名字命名。

                這樣一本講述訟牒之法的書,竟被當成有關應用文體的教材,“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大約是因為科舉之路畢竟如萬人過獨木橋,成材率極低,不能孤注一擲,只講儒學經籍。出于培養多數生徒生存技能的考慮,這樣的教學安排,倒也不失為一種較為實際的明智之舉。

                其實,追本溯源,私塾一開始也并非為講授儒家學說而專設;而以傳習法律知識和訴辯技巧為主要內容的私塾,甚至比灌輸儒家學說的“塾”“庠”“序”“學”等主流教學機構起源更早。因為它的創始人,就是與孔子同處諸子百家時代,年齡也與孔子相差無幾的春秋思想大家——鄧析。

                鄧析(公元前545-501年)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鄭國,是“名辨之學”的倡始人。據《呂氏春秋·離謂》載,鄧析在鄭國經常聚眾講學,傳授法律知識,教人訴訟,“學訟者不可勝數”。

                與孔子講學收取“束脩”(十條干肉)作為學費不太一樣,鄧析在鄭國講課,收取的學費則是衣物。鄧析還專門“與民之有訟者約”,給某些涉訟當事人開設以“小班”,單獨講授,并根據案情輕重,加收“大獄一衣,小獄襦褲”的報酬。

                對比講課內容和質量,無論南宋周密記述的訟學,還是北宋沈括記述的村校,其所授詞訟之法,內容大可歸于奇技淫巧,而且實則都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法。而鄧析老師講課卻是認真和嚴謹的,并且具有很高的學術水準。

                鄧析是諸子百家中“名家”的宗師,他擅長辯論,提出“兩可說”,由同一事實可推導出兩種相反的結論,因而也被誤解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的詭辯術。

                實際上,名家注重辯論“名”與“實”之間的關系,以邏輯原理來分析事物,具有一種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較為罕見、又十分可貴的學術品質。名家傳諸后世的一些公案,比如惠施的“魚樂之辯”、公孫龍的“白馬之辯”等,都是著名的邏輯學案例,閃爍著奇詭精妙的思辨色彩。

                除“學訟者不可勝數”的開壇授課之外,鄧析一對一輔導的“小灶課”,講得更是精彩。

                據記載,鄭國洧水泛濫,某富人家有溺死者,尸體被他人撈得。富人前往贖尸,得尸者開口要價“求金甚多”。富人請教鄧析,鄧析說:尸體留之無用,且存放不易,對方早晚一定會降價,不妨“安之”以待。

                見富人不再上門求尸,得尸者心虛,也來討教。鄧析又說:尸體只此一具,不像其他商品家家有售,尸主“必無所更買”,早晚一定還會登門來贖,亦不妨“安之”以待。

                鄧析的同一方案卻完美適用于糾紛兩方,邏輯推理都堪稱天衣無縫。其意,無非誘導當事人通過對峙,從中知己知彼,達成妥協;也深刻喻示了人際往來與紛爭中普遍存在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

                鄧析被后世訟師奉為鼻祖,所著《鄧析子》流傳至今。需要指出的是,清纂《四庫全書》將此著歸入子部法家類,其實并不恰當。因為正如荀子所言,鄧析不僅“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遭到儒家反對。由于其學說尚辯而“甚察”,且有較濃的民本思想色彩,也必然不被主張愚民統治的法家所容。《呂氏春秋》說鄧析為子產所戮,亦是輔證。

              責編: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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