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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相游民”:來無影、去無蹤的他們成了“背鍋俠”

              2021-04-01 09:13:0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算命先生、風水師這類自由職業者,之所以一方面具有兼營訟師業務的條件,另一方面又被當成這一地下行當的專業“背鍋者”,無疑都與他們身份中的“流民”屬性有關

               

              夏芒

              老戲《四進士》“柳林寫狀”一場提到,那日巡按御史毛朋“出衙私訪”,甫一登臺,就被告狀的楊春、楊素貞錯認了身份,以為他“原來是個算命的先生”。接下來,毛朋從箱內取“紙筆墨硯”替二人寫狀,向他們傳授“狀子入公衙,無賴不成詞”的詞訟秘訣,便是順水推舟,索性冒作“算命先生”。

              古代中國,算命先生往往游走四方、來去無蹤,專以算卦測字推星看相為業,被官府稱為“星相流民”。由于他們身上帶有某種神秘和自由色彩,也經常被一些違規請人代筆的詞訟當事人當成搪塞審查的替身。

              正如清嘉慶年間官方編印的《湖南省例成案·刑律訴訟》所記,當時,該省為了“稽查訟師”,特意規定“呈狀款式”,必須填寫“作稿人”信息。然而,部分基層官府對此不加以認真檢查。遇到官府“盤詰”,當事人“不曰外方過客,即稱星相流民”,一番“支吾捏飾”就能蒙混過關。

              即使在“官代書”制度已經相當普及的年代,“星相流民”也時而會被這些“體制內”的合法代書者用以推脫責任,當成他們各種違規操作的擋箭牌。

              清末官員孫鼎烈《四西齋決事》中,便提到光緒年間他在浙江任縣令時,曾發現某些詞狀“情節多襲訟棍故套”,實際代書者身份可疑。而負有審查責任的官代書“或因徇庇差役,不為蓋戳”,真實“做狀人”姓名等信息“不遵式填注”。孫鼎烈為此下令:往后再發現這種情況,一律責令當事人“邀同做狀人自行投案”,特別強調“做狀人”身份必須明確,不得以“拆字先生”等名義“飭詞搪抵”。

              那么,問題來了:在舊中國社會,這些來無影、去無蹤的“星相流民”,當真只是替各類違規參與訴訟者的替罪羊嗎?在上述“支吾捏飾”“飭詞搪抵”情況之外,某些以“算命”“拆字”等為生的自由職業者,是否也有可能真的兼營詞狀代書業務,成為活躍于民間的地下助訟服務者中的一部分呢?

              答案不難推導。仍以老戲《四進士》為例,劇中毛朋主動替楊春、楊素貞二人寫狀,為將“算命先生”的角色裝得逼真,毛朋繼而又編造說自己“就住在前面道臺衙門旁邊”,有個出攤經營的“小小卦棚”,上面寫的是“說不倒的老先生”。這是在暗示:他與當時某些江湖術士一樣,不僅專業算卦測字推星看相,同時也頗諳刀筆詞訟,背地兼做訟師行當。

              毛朋的這套說辭,無疑正與楊春說他“不是個好人”,將他當成“一個調詞架訟的先生”的判斷十分吻合。其之所以可信,也正因為他吃準了“星相流民”這個群體共有的特征。

              所謂“星相流民”,其實都是識文斷字的讀書人。傳統星相術包含許多說文解字和易理推演的成分,這在舊中國讀書人所學經籍中只占九牛一毛。雖然流落社會底層,有些算命先生仍葆有相當高的舊學水準,而且尚未放棄他們的科舉夢想。

              正如《四進士》中宋士杰看了“算命先生(毛朋)”寫的狀紙,當即贊嘆:“此人不得第便罷呀!若是得了第么……少不得有八臺之位。”算命先生們往往有比較扎實的筆墨功底,再加上看相測字對于“讀心”與游說能力的磨煉,平日在幕后兼做些幫人代寫狀紙、策劃詞訟的副業,也便順理成章。

              算命先生、風水師這類自由職業者,之所以一方面具有兼營訟師業務的條件,另一方面又被當成這一地下行當的專業“背鍋者”,無疑都與他們身份中的“流民”屬性有關。傳統巫卜術被歸于偽科學,其所推衍預言的結論既怕證實、又怕證偽。為防事主來找后賬,此類從業者只能采取“游擊”策略,每到一地總是忽悠完就走,以逃避時間的檢驗。唯其如此,當他們一旦染指詞訟案件,或被當事人指稱為詞狀代書者時,各個地方的官府一般也都不會大海撈針當真予以查緝。

              搜檢明清兩代《實錄》,“星相流民”涉訟被抓的事例只找到一起,還是自己送上門的:明洪武十九(1386)年,一名來自處州麗水縣的“賣卜者”因與某“富室”發生沖突,居然“詣闕”狀告該家族“五十七人聚眾謀亂”。錦衣衛千戶周原帶人前往“捕之”;經當地協查,終以其“妄告”論罪。

              更多“流民”染指詞訟,事后則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清實錄》康熙四十三(1704)年載:四川巡撫能泰上疏說,那里的“土司地方”出現“爭告詞狀”現象,且發現其詞狀“俱系漢字”,但“原告全不知漢語”,其背后“皆內地不法之徒潛住土司地方代寫詞狀之故”。

              究竟何等“不法之徒”由內地入蜀,平日又是以何為生計?該封疆大吏心中似乎并無底數,只是提請朝廷禁止此類“游棍”日后“擅入土司”,當地“一切往來公文詞狀俱用土司之字”,以便讓他們無處施展所長。

              歷朝歷代,大凡居無定所、游業四方的百姓,往往都被統治者視為不穩定因素。《明實錄》載:洪武帝朱元璋曾敕令戶部從嚴管制流動人口,要求“榜諭天下”“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游,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而《大明律》以及再往后的《大清律例》中,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已從“醫卜”擴大到“驛、灶、醫、卜、工、樂諸色人戶”,規定他們都要“以籍為定”,不得脫管。

              按朱元璋的說法,這是為仿效士農工商皆安其業、“國無游民”的“古先哲王”之治。比較搞笑的是,這位大明開國皇帝甚至將治下“不事生業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的存在,推咎于蒙元統治時“污染胡俗”所致,似乎忘了自己也有過托缽流浪、云游四方的經歷。

              責編: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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