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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一場關于“親親相隱”的學術爭鳴

              2021-03-25 09:14:00 來源:法治日報·法治周末

              這場學術爭鳴,既可以說是辯護與批判的理論博弈,也可以說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萃取

              陳一宏

              近年來,大力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方向。然而,什么樣的傳統文化才稱得上“優秀”?這恐怕是我們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傳統思想文化領域,學界從本世紀初就開始借助“親親相隱”話題,對儒家傳統文化進行集體探討、反思和萃取。鄧曉芒的《儒家倫理新批判》(2020年增訂版)一書,從一定角度生動展現了這場學術爭鳴的概況。

              “親親相隱”之爭

              這場關于儒家思想的學術爭鳴,肇始于劉清平分別在20004月、20022月及同年11月發表的三篇批孔作品——《論孔孟儒學的血親團體性特征》《美德還是腐敗——析〈孟子〉中有關舜的兩個案例》《無根的仁愛——論孔孟儒學的深度悖論》。其中,他提出的一些觀點引起了郭齊勇等儒家倫理支持者的極力反駁,相關的作品最終匯總為70余萬字的《儒家倫理爭鳴集——以“親親互隱”為中心》(2004年版)論文集。

              鄧曉芒應該是在閱覽該文集之后介入此次學術爭鳴的。他認為,雙方在所爭議的問題上并沒有形成真正有利于推進理論本身的對話,“正方的多篇文章包含太多的自相矛盾和邏輯錯誤”,而反方“也還缺乏對正方文字的細致的邏輯清理和思想辨析”。于是,他于2007年發表了《再議“親親相隱”的腐敗傾向》一文,對相關問題予以澄清。

              從此,論戰各方交鋒的論題不斷深入和拓展。2010年,鄧曉芒將自己關于本次爭論的論文,連同對牟宗三先生誤讀康德哲學的批判,分別作為上下篇結集出版,這就是《儒家倫理新批判》的原本。

              該文集的出版將討論推向新階段,雙方據理力爭,其中不乏諷刺揶揄,卻又精彩紛呈。由此產生的一大成果是,郭齊勇教授等組織的駁鄧巨著《儒家倫理新批判之批判》(2011年版)問世。對此,著者進行了一系列有針對性地回應,而這些論戰篇章替代之前批判牟宗三的文章,成為新版《儒家倫理新批判》之“下篇”的主要內容。

              縱覽新版全書,上篇內容包括:“親親相隱”的含義、實質及歷史作用,孝與忠、儒與法、邏輯與仁德的關系,對儒家倫理的正向與反向理解,等等;下篇則包含論戰的余緒,并補錄了闡釋新批判主義的4篇文章,內容除了“親親相隱”相關問題之外,還涉及如下問題:牟宗三與康德的關系,儒家義理的真正本質,儒家心性論與康德哲學的比較,等等。

              私德和公德的沖突

              傳統儒學倫理可從心理儒學、制度儒學和日用儒學三個方面來理解。在心性儒學層面,宇宙、自然與人本是“理一”,可分別“分殊”為陰陽、柔剛、仁義。仁義就是宇宙、自然在人世間的普遍原理,這種“仁義”可由人的私親之情曲通而至。因而,實踐中的儒家倫理強調修身,是一種“成德之教”。

              在制度儒學層面,儒家倫理結構延伸出一套“愛有等差”的政治體制,即“家天下”制度。在日用儒學層面,百姓信奉的道德規范就是“三綱五常”和“五倫六紀”。概言之,傳統儒家倫理是一種以私德貫通個人、家庭和國家的體系。

              “親親相隱”之爭之所以能拓展到全面反思儒家倫理的理論高度,是因為儒家倫理結構中可能存在私德和公德的沖突。在這個問題上,郭齊勇等人一方并不認為儒家倫理的結構性矛盾是個真問題。他們堅持以私致公的倫理根本,認為親親之愛是德行之端。并且,在他們看來,所謂的公私德行的沖突,可以用“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來化解。

              相反,鄧曉芒卻認為,儒家倫理“以私德致公德”的反向理解就是私親過度、擠壓公德。并且,“門內”“門外”的區分不足以解決公私德行沖突的問題。這是因為,在“家天下”的結構中,家與國的界限是模糊的,“門內”“門外”在事實上難以界分。

              基于此,雙方對現代中國道德建設設計了不同的進路。郭齊勇等人一方認為要完善公民道德,“離不開儒家傳統的修身工夫與健全的君子人格的培養”。而鄧曉芒則主張,儒家倫理需要先用人之為人的共同價值信仰進行“托底”。

              何為中華傳統文化之本

              很明顯,鄧曉芒所提出的道德建設方案是在中西方文化比較和融通的基礎上提出的。他建立起一套新型的倫理理性邏輯結構,其中包含了傳統儒家倫理所不能完全覆蓋的普遍價值,并認為傳統儒家倫理強調五倫之內的交往規則,而忽視了路人道德建設,導致了“只要不讓熟人吃虧,就不算違背道德底線”的文化心理。

              這場爭論也留給讀者一些需要進一步澄清的問題。比如,當今老百姓心中帶有儒家色彩的文化心理,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的呢?儒家思想絕對不可放棄之根本是什么?如果是從私到公的倫理結構,那么著者主張將帶有公德元素的普遍價值置于更為基礎的位置,這還算得上是儒家倫理框架嗎?等等。

              與之相關,若承認儒家倫理在內的傳統文化都有其不可動搖的核心根本,那么有效地吸收傳統文化的精華部分,都需要先確定這樣一個核心和根本。因此,何為中華傳統文化之本?這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深思的問題。

              總而言之,這場爭論的終極意義,應當是讓作為文化主體的“人”,在物質和精神層面都變得更好。然而,“關懷人本身”這個終極目標的實現,特別需要優秀傳統文化不斷提供給養。

              回顧這場學術爭論,它既可以說是辯護與批判的理論博弈,也可以說是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萃取。優秀的傳統文化是能夠經得起理論和實踐檢驗的傳統文化,因此,挖掘和推廣優秀傳統文化資源,有賴于我們對傳統文化的不斷批判和反思。在這方面,《儒家倫理新批判》無疑具有開拓之精神、典范之意義。

              責編: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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