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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央政法委机关报法治日报社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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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司法守护“少年的你”

              2021-03-11 10:17: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原题:用司法守护“少年的你”

              最高法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针对近年来社会关切的杀害、性侵、拐卖、虐待未成年人、校园欺凌以及利用网络实施的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发布会,发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最高法介绍,自2016年至2020年,全国法院依法审理拐卖、猥亵儿童、组织儿童乞讨等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24035件,惩处罪犯24386人。2016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望等民事案件120多万件,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

              最高法表示,针对近年来社会关切的杀害、性侵、拐卖、虐待未成年人、校园欺凌以及利用网络实施的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坚决依法严惩,对挑战法律和社会伦理底线、性质恶劣的重大犯罪,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绝不姑息。

              未成年人打赏主播依法应当无效

              “泗洪11岁男孩打赏主播、玩手游花掉40万元”“护士妈妈一线抗疫,10岁儿子偷偷打赏抖音主播10万元”“12岁男孩利用父母手机给主播打赏7万元”……

              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方式的广泛应用,未成年人直播打赏、虚拟充值消费等导致的纠纷屡见不鲜。尤其是未成年人使用成年亲属账号作出的打赏、购买等行为的合同效力如何认定,引起社会热议。

              未成年人打赏网络主播的钱还能要回来吗?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有一起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的案例,对此作出了有力回应。

              刘某生于2002年,初中辍学。20181023日至201915日,刘某使用父母用于生意资金流转的银行卡,多次向某科技公司账户转账用于打赏直播平台主播,打赏金额高达近160万元。刘某父母得知后,希望某科技公司能退还全部打赏金额,遭到该公司拒绝。后刘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科技公司返还上述款项。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经过耐心细致的辨法析理,最终当事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刘某申请撤回起诉,某科技公司自愿返还近160万元打赏款项并已经履行完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改用网络教学,接触网络的时间增多,未成年人过度虚拟消费案件呈爆发式增长。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引导网络公司进一步强化社会责任,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最高法出台相关指导意见。

              2020年5月,最高法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付费游戏和网络打赏纠纷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规则指引。《意见》明确,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办公室副主任郑学林介绍,上述案件是一起典型的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案例,“司法实践中涉及的网络打赏、网络游戏纠纷,多数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也就是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这些人在进行网络游戏或者打赏时,有的几千、几万元打赏,这显然与其年龄和智力水平不相适应,在未得到法定代理人追认的情况下,其行为依法应当是无效的”。

              连续强奸15名在校女生被判死刑

              近些年,猥亵、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不断被爆出,每一次都会引起舆论的质疑和声讨。

              据3月2日发布的《“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统计,2020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32起,受害人数845人。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办公室副主任何莉,在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发布会上介绍了两起涉及性侵、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按其严重程度分别被判处死刑、有期徒刑10年。

              2016年4月至2017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乙专门以年龄幼小的在校女学生为侵害对象,本人或教唆同案被告人雷甲、陈乙、崔丙、宋丁(均已判刑)等未成年在校学生,以介绍男女朋友为幌子,或者采取暴力、胁迫、酒精麻醉、金钱引诱等手段,将多名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带至酒店、KTV、王某乙驾驶的轿车上或野外荒地等处实施强奸。截至案发,王某乙共对15名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其中8人系幼女)实施强奸犯罪17次,其中12次既遂、3次未遂、两次中止,多名被害人因遭受强奸而被迫辍学或转学。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乙犯罪动机卑劣,为满足畸形心理,在一年3个月内,专门以年龄幼小的在校女学生为侵害对象,教唆未成年人予以协助,连续对15名未成年被害人实施强奸,其中8名被害人系幼女,造成多名被害人被迫辍学或转学,犯罪情节恶劣,社会危害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王某乙以强奸罪判处死刑,并核准执行死刑。

              何莉介绍,人民法院对强奸未成年人特别是奸淫幼女犯罪,历来坚持依法从严惩治的立场,对强奸未成年人特别是幼女人数、次数特别多,手段、情节特别恶劣,或者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深,罪行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从严从重判处,直至判处死刑。本案中,被告人王某乙教唆、利用其他未成年人协助对未成年在校女学生实施强奸,强奸人数、次数特别多,犯罪动机卑劣,主观恶性极深,罪行极其严重,人民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死刑。

              近年来,女童受到性侵害的案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但现实生活中,男童也可能受到不法性侵害,也会给男童造成严重心理创伤。《报告》称,男童被性侵更具有隐蔽性。

              2020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332起案例中,共322起表明了受害人性别,其中受害人为女童的308起,占比95.65%;受害人为男童的14起,占比4.35%。从受害人数量上看,845名儿童中有820人表明了性别,其中女童743人,占比90.61%;男童80人,占比9.76%

              最高法发布的邹某某案就是一起猥亵男童案,因情节恶劣,依法受到严惩的典型案例。

              邹某某利用被害人家长的信任和疏于防范,长期对两名不满10周岁的男童实施猥亵,手段恶劣,并导致两名被害人心理受到严重创伤,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猥亵儿童,且“情节恶劣”,对其在5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从重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值得注意的是,邹某某猥亵男童案案发及审理均发生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施行前,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根据被告人实施猥亵的手段、性质、情节及造成的后果,依法适用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原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猥亵“有其他恶劣情节”,对被告人在5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内从重量刑。

              何莉补充介绍,最高法已着手起草强奸、猥亵儿童犯罪司法解释。“围绕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局部调整和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条款的修订,结合社会反映的热点问题、实践反映的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研究,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或者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及时给予有效指导。”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孟博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理想效果的实现有赖于司法。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司法保护力度,对严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坚决依法从严从重惩处,可以有效震慑犯罪,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健康、文明的成长环境,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父母应当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

              现实中,父母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抚养未成年子女的情况时有发生。

              最高法发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的涉及未成年人抚养、监护、探望等民事案件120多万件,充分保障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

              此次发布的7个典型案例中,有两起涉及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案例。

              其中一起因刘某遗弃未成年子女被撤销监护权。刘某分别将其所生的一名女婴、男婴遗弃在医院女更衣室及居民楼内。民政局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刘某犯遗弃罪,已不适合履行监护职责,申请撤销刘某的监护权,民政局愿意承担该女婴的监护责任,指定其下属的某儿童福利院抚养女婴。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将出生3天的未成年子女遗弃,拒绝抚养,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被监护人自被生母刘某遗弃以来,某儿童福利院代为抚养至今,综合考虑被监护人生父不明、刘某父母年龄和经济状况、村民委员会的具体情况,由民政部门取得被监护人的监护权,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的生存、医疗、教育等合法权益。综上,法院判决撤销刘某的监护权,指定民政局作为该名女婴的监护人。其后,刘某被法院以遗弃罪判处刑罚。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郑学林介绍了另一起典型案例,胡某与姜某某在恋爱期间同居,非婚生育了女儿,但在解除恋爱关系后,都不愿意抚养这个孩子,起初是由孩子的祖父母抚养,后由于祖父母年老多病,无力继续照顾,多次向当地村委会反映。最终由妇联组织代该未成年子女提起诉讼,法院判决其父母全面履行抚养义务。

              郑学林表示,审判实践中存在不少与本案类似的留守儿童抚养问题,这些未成年人的父母虽未直接侵害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怠于履行监护义务,把未成年子女留给年迈的老人照顾,子女缺乏充分的经济和安全保障,缺乏父母关爱和教育,导致部分未成年人轻则心理失衡,重则误入歧途,甚至走向犯罪的深渊。

              近年来,人民法院围绕不断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救助保护机制,强化家庭监护主体责任,加大关爱保护力度,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安全、健康、受教育等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2019年1230日,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在一所务工子女较多的寄宿制学校挂牌成立法官护蕾驿站;20208月,四川省合江县人民法院“蒲公英”普法小分队走进新洋村村委会,为留守孩子们带去法治夏令营;20209月,四川省叙永县两河镇乐郎村的留守儿童收到了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缤纷彩蝶”志愿服务队精心准备的“法治大礼包”,孩子们不仅拿到了教辅书和课外书,还和家长们一起聆听了法官带来的开学第一堂法治课。

              孟博表示,司法实践中,父母怠于履行监护职责的案件并不鲜见。由妇联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机构直接作为原告代未成年人提起诉讼的模式,有助于督促未成年人父母履行抚养义务,解决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现实问题,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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