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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防控是社會治理能力的大考

              2020-03-09 10:44:36 來源:法制日報·法治周末

                王海濤

                隨著各行各業陸續復工,我們也要回到日常生活中。全國人民眾志成城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最終必將取得勝利,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面對這場突發的公共衛生事件,我們是不是應該深入反思,我們做了什么?我們還應該做什么?我們做的那些有問題?

                從經濟發展層面看,疫情控制期間一些行業受到影響,特別是疫情比較嚴重的地域,未來可能面臨人員減少、開工不足、物流緊張、出口下降等情況。同時,受影響范圍可能擴大到全國的大部分地區,上半年經濟增長放緩。與民生相關的農副產品可能會減產,生活成本增加,物價上漲;人員的流動性在一定時間和地域范圍縮減,企業人力成本增加推動生產成本在一定時期提高;出口的限制和農副產品進口增加,導致國際貿易出現逆差;而且局部物價上漲可能帶動其他商品漲價,生產的恢復需要一個周期。

                未來一定時期生活必需品可能上漲,而且不是幾種或者幾個行業,隨著疫情結束,物價什么時間降下來需要政府部門作出預判,同時民眾應該有一定的心理預期,即漲價了總比沒有好,強制壓價帶來的市場混亂可能滋生更加高幅度的價格反彈上漲。這種調節最好由市場來逐步完成,行政機關主要任務是促進恢復生產、檢查質量、順暢物流、合理平抑價格。同時還要考慮以下問題:

                首先,伴隨電子商務、互聯網經濟發展,傳統倉儲式的營銷模式被取代,物流業迅猛發展。遇到大范圍自然災害或者重大突發疾病,各地的救援物資有限,國家儲備容量不足,這些對于未來商業,特別是銷售業的經營模式可能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們不可能預見到可能發生的所有情況,但以武漢疫情為例,一些急需的醫療專用商品在全國范圍內都沒有大量庫存,數量比較緊缺,如何支援災區值得思考?銷售行業中的物資儲備部門應該保留,只不過改變舊有模式,使之市場化運作,用空間換取時間。至于儲備何種門類的物資應該針對可能突發事件,不一定面面俱到。

                其次,疫情暴發以后人員安置場所不足,隔離人員一人一間的隔離室數量嚴重不足,而且封閉結構功能不完善。目前,一些地方使用企業招待所、黨校等場所臨時安置也是無奈之舉。以前企事業單位廢棄的廠房、辦公樓、宿舍,甚至是廢棄營房,是否可以改造成為安置場所,平時作為青年旅館、平價旅館進行營業,特殊時期征用。這是一個城市建設中應該包括的內容,否則,遇到突發事件根本無法應對。

                再次,關于公益行動募捐成本的問題。如果疫情已經蔓延,收治病人的醫療機構在器材、藥品、設備等方面出現短缺,可以通過管理部門或者社會組織尋求幫助,包括募集募捐,首先募集的應該是保障醫療或者防疫的必需品和急需品,因為時間就是生命;其次是一般流通物——金錢,畢竟一些物資可能因為情況緊急,有錢也不能及時買到。如果供給側和需求側不能對接,效率一定低下。

                另外,如果提前向其他地區行政管理部門通報緊缺的物資項目數量,其他地方有能力生產的部門可以加班加點生產準備,或者安排進口。不能臨時抱佛腳,缺什么找什么。

                最后,關于放眼長遠、消化產能的問題。根據疫情防控的要求,大量的醫療、防護商品被生產出來,人員設備廠房增加,企業產能急劇擴大,疫情結束以后增加的產能一定需要消化。所以,一些特殊用品能夠進口的可以適當安排,而已經順勢發展起來的企業則要提高產品質量,實現優勝劣汰——這也是一次產業結構局部調整。完全實現閑時有忙時用長久下去是不可能的,我們要在疫情防控中總結技術和經驗,提升行業技術水平,避免資源浪費和人力消耗。從現在開始深入研究,有無能力建立傳染病防控用品的“中國標準”,從實踐中摸索前進。否則,巨大的投入、消耗,必將成為未來不能承受之重。

                在防控層面,應該考慮把疫情防控與社會治理聯系起來。它決不是一個簡單的海鮮野味市場管理問題,也不是該不該早一點封城的問題。國際衛生組織定性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說明新冠肺炎疫情確實大面積突然暴發了。

                防控包含傳染病防治和社會管控,在治療方面由醫護人員積極盡職盡責完成,專業技能發揮效果需要實踐檢驗,這里不再贅述。根據傳染病防治法,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需要國務院批準以后公布實施。封閉場所或者限制交通需要履行法定程序。從理論上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后,臨近高校假期、春節,其時是否可以考慮錯峰放假離開武漢、減少人員聚集、限制出行或者停止旅游接待。如果說,最后出現“封城”是一種迫不得已的限制措施,那至少說明,前期存在對于傳染病重視不足問題,從而導致疫情傳播到全國,甚至更大范圍。

                一是數字管理形同虛設、信息預判失靈。這些年來,數字政府、智慧城市等成為包括湖北省在內的一些高校乃至政府青睞的對象。2019年12月底,武漢發布28個“大數據優秀應用場景”,其中包括武漢市政府應急指揮平臺、大客流風險監測系統、智慧武漢時空信息云平臺等內容。然而,在此次疫情防控過程中,我們很少或者完全看不到這些成果的顯現。即使目前全國各地的排查,也是利用國家交通運輸網的購票登記數據依靠人工展開。同時,目前的情況反映出各個部門、行業之間的數據,沒有實現共通共享,流動出去五百萬人的類型、去向、姓名、聯系方式只能通過事后核實。這也使在境外滯留的武漢籍旅客返家無路,最后成為其他省份的輸出型病患或者隱患。

                二是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考量。在疫情暴發的初期,封閉或者遲延公布疫情信息是出于穩定民眾情緒,還是主要考量保護本地利益,這是需要思考的。及時公布并且采取措施,可能會使武漢以至于湖北省受到損失,但是對于全國范圍影響會降低。這次疫情的演變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當時更多還是考慮個人、局部、眼前的利益。

                目前,疫情到了防控的關鍵階段。我們需要在疫情防控中學習防控,在經歷中思考,在教訓后反思。一場人民健康的保衛戰已經開始,相信我們一定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作者系西北政法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輿論評價協同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
               


              責編:王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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